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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悲剧”推动科学进步

2020-01-15 16:42:13 分类:保险知识    

  作者:(英)彼得·穆尔

  翻译:张朋亮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1月

  定价:68元

  □禾刀

  如果我们生活的星球上没有气候灾难,人类或许根本就用不着什么天气预报。也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惨痛的气候灾难,人类才会在上下求索中苦苦找寻大自然的规律。

  让我们把历史时针拨回到1859年10月26日的凌晨,在英国威尔士附近海域,排水量2700吨、满载从澳大利亚返回利物浦淘金者的蒸汽船“皇家宪章号”正面遭遇飓风。尽管船长泰勒有着丰富的航海经验,但经验没能令这艘在当时还算先进的轮船化险为夷——这次海难造成450人死亡。

  与大多数人只是一遍遍悲伤地叙述事件经过不同,这次海难促使后来成为英国首任气象局长的菲茨罗伊加快研究步伐,两年后他先是推出了风暴预警系统,几个月后也即1861年8月1日正式推出了天气预报,并在《泰晤士报》首次刊出。时至今日,天气预报已经成为报纸、电视和网络的标配。许多手机软件上的天气预报,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时。

  长期躬耕于创意写作的英国作家彼得·穆尔,这次在《天气预报》中将笔对准了司空见惯的天气预报。彼得讲述了一段长达70多年的天气预报开拓史,书中主角有航海家、画家、发明家、天文学家、工程师……他们顶着守旧思想和宗教信条的压力,利用极为简陋的技术条件观测、记录、假设、求证,一步步揭开大气的秘密,并试图窥探未来天气。

  17-19世纪是博物学的大发展时期,博物学在欧美国家“具有广泛的参与性,被当成最没有阶级性的科学活动”。这一时期涌现的知名博物学家比比皆是,如约翰·雷、吉尔伯特·怀特、林奈、达尔文、赫胥黎、赖尔等。特别是到了19世纪,博物学研究在英国蔚成风气,社会上涌现出大量以田野研究为主题的科学协会——如1873年,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169家地方科学协会中多达104家是明确的田野俱乐部。

  田野研究风气的盛行,推动自然科学研究不断细分不断深耕,人类对自然的观察向更高更细等纵深不断推进。1752年,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通过风筝实验,“证明了天上的雷电与人工摩擦产生的电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1805年,年仅15岁的福斯特在“一株榆树上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罕见的蒸发现象”。这些实验和观察理所当然在科学界引起强烈震动,也为人类逐步揭开天气的神秘面纱提供了有利条件。

  19世纪的博物学研究虽然成绩斐然,但在彼得看来,“两个重要时刻”值得铭记。“第一个是1859年10月25日‘皇家宪章号’的沉没。第二个是更具深远影响的事件,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出版。”《物种起源》的科学地位无须置喙,彼得之所以将“皇家宪章号”的沉没悲剧事件抬升至如此地位,正是因为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后来的天气预报。

  在天气预报方面,菲茨罗伊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但回看天气预报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科学发展史。如果没有林奈《自然系统》衍生的启蒙思想,天气研究很可能还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如果没有空间探索技术的发展,人们便不可能对积雨云包括雷电进行抵近观察;如果没有电报技术的发明应用,满以为马车通信已经足够快的人们,断然不会想到还有更快的通信技术,更别谈后来基于电报网络而编织的风暴预警系统。在天气预报的历史研究路线图上,从蒲福风级到莫里风图,到云图,到雷电,再到风暴预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林奈、康斯太勃尔、蒲福、卢克·霍华德、莫里、菲茨罗伊等科学家构成的历史坐标。他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均不可或缺。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彼得之所以用大量篇幅介绍了电报技术的发展,是因为这项技术在当初得以推广应用,一个重要诱因就在于摩尔斯助手阿尔弗莱德·维尔构想出这样的应用情形:当“西部地区出现了风暴”,电报可以迅速将信息传至遥远的东部乃至更多地区。1854年,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发布了他的‘伟大倡议’。他制定了一个框架:天文台将配置更好的仪器,每天发布天气情况记录:同时他还会建立一个电报网,每天把各省数据报送至天文台”。毫无疑问,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建立天气观测大数据库。

  天气预报在今天看来再稀松寻常不过,但在19世纪前,天气是一个神秘的存在:暴雨、海啸、雷电、冰雹、飓风……这些极端天气动辄夺去数十万生命,令人心生恐惧。正因为人类的知识长期无法进行解释,所以许多神话包括宗教将天空赋予了大量难以触摸也难于求证的内涵,中国古代的皇帝更是自命为“天子”。在世人看来,预测天气变化的建议就像是违反妇孺皆知的常识一样可笑。“1854年,英国下议院的一位议员在会上说,过不了多久,人们将能预知伦敦24小时之后的天气,但所有议员听完后却哄堂大笑。”

  一些自认为理所当然地嘲笑,暴露出的恰恰是嘲笑者自身的无知。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科学意义越是重大,越可能会表现出对人类惯性认知的颠覆。这也意味,科学脚步的每一次前行,不仅是对知识的艰难探索,同时也是对世俗的艰难挑战。

  1863年10月,英国科学家高尔顿突然猛烈抨击菲茨罗伊,他认为菲茨罗伊的天气预报“缺乏证据,笼统,或者经常只是提供风的知识,甚至还是普通的那种”。1865年4月30日,目睹毕生苦心钻研的事业遭人唾弃,不堪忍受被人斥之为“伪君子”“骗子”,菲茨罗伊选择用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虽然历史最终还菲茨罗伊以清白,但作为天气预报研究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菲茨罗伊的抱憾离世已成事实。彼得就此指出,“如果菲茨罗伊的故事是一个悲剧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高贵的悲剧”。菲茨罗伊当然配得上这一赞誉,但同时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这种“高贵”的代价无疑太过高昂——“高贵的悲剧”真就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垫脚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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